第一章 (第2/2页)

那些日子，虽然父亲和母亲又生活在了一起，但他们相互之间并没有更深的了解。白天他们都有各自的工作，很晚才回到家里。权有时放学之后，直接去找母亲，母亲带着权吃食堂，父亲更乐于这样，他真的吃不惯母亲的饭菜。况且回到家里，他们也没有什么可说的，于是，父亲就把所有的精力都放在了部队的建设管理上。天黑了好久，父亲才回家。大部分时候，母亲已经睡下了。有时母亲和权睡在一起，有时就睡在父母自己那间卧室里。不管母亲睡在哪，父亲从不计较什么。他觉得这种毫不相干的日子过得很好。在他的理想里，这大约就是最好的模式。
　　
　　父母自从在延安被组织介绍结合以来，他们还从来没有认真想过一个现实的问题，那就是对方是否真的适合自己。那时，他们还不懂什么是爱情，他们觉得有了自己各自的工作就什么都有了。况且，现实，又无法让他们各自警醒。但随着岁月的流逝，生活的变化，他们才渐渐地意识到，他们的结合是一件多么荒唐的事情。
　　
　　父母直到共同拥有了四个孩子，直到他们真正生活在一起，他们才清醒地意识到，原来他们是生活中的两类人。
　　
　　母亲是学医的出身，洁净成了她生活中的习惯，不论是动荡年代，还是和平生活，她都如此。这一点和父亲的习惯却大相径庭。父亲从小到大也没有饭前便后洗手的习惯，这一点是母亲无法忍受的。父亲不论干什么，不管自己有事还是没事，他总是显得匆匆忙忙。每当吃饭前，父亲总要走进卫生间。从卫生间出来的父亲，从来就不洗手，径直走到饭桌前，端起碗或抓起馒头。母亲为了父亲这种不良习惯不知费了多少口舌，父亲就是无法改变。父亲每次从卫生间里走出来，母亲就皱眉头。父亲的样子，使母亲吃也不是，不吃也不是。父亲狼吞虎咽地吃了一会，见母亲仍没动静，便抬头看母亲，见母亲那副难受的样子，这才想起什么似的。放下馒头，走到水龙头前，粗枝大叶地冲了冲手。一边嚼着馒头一边说：我手又没摸啥，哪来那么多的毛病。
　　
　　母亲看着父亲的样子，便没了食欲，草草地吃上几口。便没滋没味地收拾桌子。父亲并没把母亲的不快放在心上，该干啥还干啥。
　　
　　父亲这种状况，时间长了，母亲无法忍受。便在每次吃饭前，把饭菜单独为父亲盛出米，放在一旁。当父亲来到桌前，看到这副景象，就长长叹口气说：你做医生做出毛病了。我的手又没摸屎，有啥不干净的。
　　
　　叹完气的父亲就去草率地洗手。从那以后，父亲也条件反射地养成了洗手的习惯，说是洗手，其实就是为遮人耳目地在水龙头前意思意思。水龙头放到最大，伸出手光碰了碰手指。香皂是用不着的，他认为那纯属多余，于是每次都那么意思一下，也算是讲究卫生了。
　　
　　这一切，母亲都看在眼里，她从父亲身上明白了一条道理，那就是想改变一个人比登天还难。
　　
　　父亲不仅不洗手，他还没有刷牙的习惯。牙具是一应俱全地摆在那里。每天早晨，他总是例行公事地把牙刷弄湿，在嘴里搅一搅，就算是刷牙了，晚上睡觉前这样的例行之事也免掉了。
　　
　　更让母亲无法忍受的是父亲还没有洗澡的习惯。有时一个月也不见父亲洗一回澡。男人汗馊味经常在父亲身上弥漫。每天睡觉的时候，母亲都把自己的身体移到床的边沿，她努力地使自己和父亲拉开一些距离。这种距离毕竟有限，母亲无法忍受父亲的臭气熏天，终于忍无可忍地说；求求你了，洗一回澡吧。
　　
　　父亲理直气壮地说：咋了，两个月前我刚洗过。打仗那会儿，一年到头也洗不上一回澡，我活得照样很好。
　　
　　母亲知道说这些话，对父亲来说简直是对牛弹琴，母亲便无奈地叹气。每天睡觉前，母亲总要在卧室里点燃一支印度香，那时还很少有香水。
　　
　　父亲对母亲这一切总是粗心大意，他甚至都没有发现母亲的情绪和变化。在父亲的眼里，母亲的所作所为，完全是多此一举。父亲同时也看不惯母亲那一套。除了生活上他们的不习惯以外，还有母亲经常叹气，要么母亲就经常脸色苍白地望着某一个地方发呆。父亲把这一切都归结为知识分子的臭毛病。在延安的时候，父亲没有发现母亲这些，那时要发现了，说什么父亲也不会和母亲结婚。
　　
　　在父亲的心目中，女人就应该风风火火，大着嗓门说话，手脚麻利，脸色永远像天空中的朝阳，这才是健康的女人。母亲的形象在父亲的眼里显然不够标准。他甚至一直在担心，说不定哪一天，一觉醒来，母亲便再也没有气力起床了。父亲在心里把母亲怜惜了。
　　
　　每次母亲让父亲洗手、刷牙时，父亲就找到了反击的理由，他说：我这样没病没灾的用不着洗手、刷牙，只有有毛病的人才那么穷讲究。
　　
　　他的话噎得母亲半晌回不过神来。
　　
　　母亲有晚上睡觉前读书的习惯。母亲读书时，父亲就躺下了。父亲最大的好处就是，只要脑袋一挨枕头便能睡着。睡着的父亲仍然很不讲卫生，不是咬牙就是放屁。有时，父亲都睡醒一觉了，睁开眼睛见母亲仍在看书，就长叹一声说：你累不累呀。这么说完，翻个身又睡去。
　　
　　母亲有时放下书，望着身边的父亲。望着望着，她经常吓出一身冷汗。她觉得父亲是那么的陌生，她就和这个陌生的人一口气生了四个孩子。母亲想到这，就真的睡不着了。她还在涉世未深时就嫁给了父亲，那时，她还不懂什么是爱情，什么是丈夫。直到现在，她才明白，她与父亲的结合是多么荒唐，多么可怕。于是母亲只能一遍又一遍地把冰冷伤心的泪水洒在无依无靠的黑夜里。
　　
　　父亲对四个孩子，没有费过什么心思，却费了不少力气。他的力气都用在了暴打孩子上。
　　
　　四个孩子相继地上了学。母亲那时也忙，没有过多的精力教育孩子们。四个孩子继承了父亲身上许多的东西。比如说胆量，他们总是天不怕地不怕的样子，经常在外面打架，每次打完，老师总要把电话打到家里向父亲告状。父亲觉得让老师把状告到家里很没面子，便不问青红皂白，抓过来就打。一时间，孩子们的惨叫声从楼上传到楼下。父亲一边打孩子一边问：你服不服？孩子就答：服了。父亲又问：你还打不打架了？孩子又答：再也不打了。父亲仍不解气，又用力猛打几下，才住了手。
　　
　　孩子毕竟是孩子，没隔几日，又和别的孩子打架了。于是，楼外路过的人总是隔三差五的能看到父亲跃马扬鞭暴打孩子的身影。父亲痛打孩子时的神情，一点也不亚于他对国民党的仇恨，打起来一点也不心慈手软。有时母亲看不过去，冲过来，夺下父亲手中的家什说：孩子又不是野种，打成这样你不心疼？
　　
　　父亲正在气头上，声音很大地说：这帮小兔崽子，不打不成才。
　　
　　母亲就和孩子们抱在一起哭成一团。有几次，最小的海一边哭一边冲母亲说：妈，你把我们领走吧。我们不在这个家里待下去了。
　　
　　母亲还能说什么呢，她哽咽着说：你们就当没有他这个父亲吧。
　　
　　孩子们那时还不懂什么是父亲，但在心里流露出的是对父亲的仇视。
　　
　　每天父亲回来，原来还有说有笑的孩子们，立马没了声息。他们把自己关到房间里，父亲的存在，使他们感到窒息。
　　
　　母亲和父亲生活在一起，让她看不到一点生活的曙光。她没有体会到爱和被爱，生活自然也缺滋少味，今天和明天一样，明天和后天也没什么两样。母亲的日子死水一潭。
　　
　　就在这时，母亲意外地和师兄重逢了。那年，母亲投奔延安的时候，他们一起共有五个人，两男三女。其中就有这位师兄。师兄比母亲高一届，在南方那座城市的医学院里，母亲并不熟悉师兄。是延安把他们的命运联系到了一起。那次，他们一行五人，辗转了两个多月，才到达了延安。他们在延安又共同生活了一年多。百团大战前夕，他们被编入了不同的医院，后来，他们就很少见面了。那时部队调动频繁，合合分分的是家常便饭，于是，母亲就和师兄失去了联系。
　　
　　这次师兄带着一些人来到母亲所在的医院取经学习，他们就这样意外的重逢了。
　　
　　母亲见到师兄的那一瞬间，她以为自己是在做梦，师兄还是老样子，戴一副金丝边眼镜，脸上永远地挂着微笑，他显然也认出了母亲。直到他的手和母亲的手紧紧地握在了一起，母亲才知道，这不是梦。十几年前的种种经历又雷鸣电闪地涌到了母亲面前。
　　
　　在投奔延安的路上，师兄这只手不知拉过她多少次，师兄的手是那么的温暖和有力。那时的师兄也总是面带微笑。不论他们是迷路，还是通过敌人的封锁区时，只要师兄的手拉住母亲的手，母亲觉得眼前的困难就什么都没有了。就是师兄这双奇特的手，一直把她带到延安。
　　
　　在延安的一年多时间里，是母亲最快乐的日子。那时，他们这些投奔到延安来的青年被编在一个干训队里学习。师兄住的那孔窑洞，就在母亲窑洞的上面，母亲每天走出窑洞。一抬头，就能看到师兄正冲她点头微笑。她那时就连自己也说不清，只要一见到师兄的身影，她就快乐无比。
　　
　　他们一起开过荒种过地，又一起学过纺织，延安的纺车，“吱吱呀呀”地响着，伴着他的歌声和欢笑。只要有师兄在，母亲就少不了欢笑。有时，母亲一天见不到师兄的身影，她的心里就会空空落落的，仿佛少了什么东西。
　　
　　有许多傍晚，她和师兄顺着延河，背对着夕阳一起散步。他们谈着理想以及美好的共产主义社会。那时，夕阳在他们眼里无限美好，滔滔的河水，仿佛是他们涓涓流淌的话语。他们就这么走呀说呀，天色渐晚了，有了一丝一缕的凉气。师兄把自己的外衣脱下来披在了母亲的身上。母亲真实地感受到了师兄的体温，以及师兄的气味。后来，他们就往回走了，过一个土坝，师兄又伸出了他那温暖的手，牵着母亲走过土坝，一直走到母亲窑洞前。在微弱的光线里，师兄冲母亲温暖地笑笑，接过母亲还给他的衣服，冲母亲挥一挥手，一步步地向自己的窑洞走去。这一切，都成为了母亲遥远如梦境一样的回忆。
　　
　　许多年过去了，偶尔，母亲仍能想起过去的每一个细节，仅仅是回忆而已。这就是现实，这就是命运。后来母亲的神经都麻木了，她不再去回忆。过去的一切，只能让她痛楚。
　　
　　她还清晰地记得，她和父亲成婚那天，师兄一个人坐在一个土坝上，就那么一动不动地坐着。她知道师兄想的是什么。在这之前，组织做她的思想工作，让她和父亲结婚。她曾把这一消息告诉了师兄。那时，师兄什么也没说，只冲她苦笑了一下。半晌师兄才说：有可能这也是革命的一部分。
　　
　　那时，母亲就是怀着对革命的全部热情，才和父亲结婚的。母亲在许多年以后，仍在心里这么安慰自己——我真的是彻底把自己献给了革命。
　　
　　那一次，师兄的卫生交流团，在母亲所在的医院住了三天。他们除了交流工作之外，他们还说了许多别的。
　　
　　母亲从师兄那里了解到，师兄早已结婚生子了，师兄的爱人是人民教师。他们的孩子也已经十几岁了，也就是说，师兄已经有了一个温暖、幸福的家。
　　
　　后来师兄就走了，他仍是微笑着和母亲挥手告别。这一段不经意的插曲，却使母亲久久无法平静下来。
　　
　　许久之后，师兄的音容笑貌仍在母亲的心里不断浮现。每当她走回现实中的家，有许多次她幻想着是师兄的身影站在家门前迎接着她，冲她微笑，冲她招手。然而，现实就是现实。她看到的是，父亲那张永无笑容的面孔。父亲大声地在厕所里小便，解完后他仍然不会去拉水箱，任由厕所的味道在整个房间里传播扩散。
　　
　　母亲还能说什么呢？师兄的出现，给母亲无奈的生活带来了一份幻想。然而这份幻想，又常常让她感到痛苦。
　　
　　在生活中，她经常把父亲幻想成师兄。要是父亲就是师兄会是什么样子呢？他们下班后回到家里，他们会有许多话要说，工作上的争论，生活上的畅想。夜深人静了，孩子们都睡去了，明亮的灯光下，他们一起读书学习。然后会为对某个问题的不同看法，争论几句。一切都是那么自然，那么亲切。
　　
　　现实中的父亲轻而易举地就粉碎了母亲的幻想。匆匆走进家门的父亲，没有一句多余的话。走到餐桌前，屁股似乎还没有坐稳，一顿饭差不多就吃完了。父亲吃饭时发出的声音异常响亮而又有节奏。这是母亲无法忍受的。吃完饭的父亲又急三火四地走进厕所，尿出一泡热气腾腾的尿，然后不洗手不洗脸地打开收音机。收音机里正在播放新闻联播，美苏两令超级大国这样或那样，国内又是如何狠抓阶级斗争，反修防修等等。父亲读不懂报纸，听收音机成为了他信息的主要来源。于是父亲总是要雷打不动地听收音机。他密切关注着国际国内的诸多大事。
　　
　　听完收音机的父亲就精神很好地说：要备战了。操心完国际国内诸多大事后，父亲就困了。他照例不洗脸不洗脚地倒头便睡，不一会儿，便打起了响亮的鼾声。母亲躺在床上一边读书一边想，要是身旁躺的是师兄会如何呢？
　　
　　有时母亲被自己的想法吓出一身冷汗。
　　
　　母亲这些变化，父亲自然无从察觉。在父亲眼里，母亲也简直是一身毛病。母亲爱干净这一点就让父亲无法忍受。父亲每天回到家里，他见到的母亲总是在洗洗涮涮，并且总把家里弄得一尘不染。父亲回到家里脚没处放手没地搁，总是小心翼翼的样子。因此，父亲一回到家里，心里就很不踏实。
　　
　　父亲最担心的是自己的四个孩子。他们出门进门时总要向母亲问好或打招呼，在父亲眼里这都是多此一举。还有的就是，进门也学他们母亲的样子，“哗哗啦啦”地拧开水龙头洗手，然后悄无声息地各自做各自的事情（四个孩子都已经大了，他们不再打闹了）。这反弄得父亲无所适从，他无论如何也想像不出，这四个孩子的身上还流淌着他的血液。
　　
　　最让父亲无法忍受的是，孩子们越来越像他们的母亲了，没事总爱想心事，一副多愁善感的样子，还一次次地叹息，这种样子和他们的母亲如出一辙。有许多时候，孩子们把自己关在房间里和母亲嘀嘀咕咕，没完没了，有时也有说有笑的。只要他一出现，他们顿时没了话语。父亲觉得孩子们没和他们的母亲学出什么好来，简直是一群叛徒。
　　
　　因此，父亲在家里总是孤家寡人的，他就显得比较孤独，他就很反感家里的这种氛围。于是，父亲很热衷搞“拉练”。只有部队到农村、山区搞野营拉练，他才感受到什么是轻松和自由。
　　
　　那一次，父亲的部队来到了河北农村。这时他想起了在朝鲜一位营长的遗言。那位营长在第三次战役中身负重伤，牺牲前他拉着父亲的手说：师长，我只求你一件事。回国后你去我家替我看看老婆孩子。父亲当时眼含热泪答应了。回国后，父亲很忙，又被家里外面许多烦人的事所纠缠，他一直没有时间兑现烈士的遗言。这次他来到了河北，他马上就想到了那位烈士的遗言。父亲是一个很重感情的人，想到多年前的允诺，他便再也坐不住了，立马叫来自己的司机和警卫员，向那位烈士的家乡进发了。
　　
　　他很容易就找到了那位烈士的妻子。那女人听说自己丈夫的部队来人了，隆重而又热烈地把父亲迎进了自己的家。这是一个普通农民的家。三间土房，猪呀，鸡呀，狗的大模大样地在院子和房间里走来走去。女人见到父亲时，正在自家的菜园子里劳动，她用粘满泥巴的手亲自为父亲摘了几根黄瓜，女人又同样热情地把黄瓜在自己的衣襟上擦了擦。父亲接过来，毫不犹豫地就放进了自己的口中。
　　
　　父亲对这一切都感到亲切和自然，当他坐到女人的土炕上，直到这时他才找到了家的感觉。于是，他就跟到了自己家里那样地和女人说起了家长里短。他从女人的谈话中，得知女人一直没有再找男人，她自己领着孩子过日子，这一点很是让父亲感动。当然他们也都说到了那位烈士，因年代的久远，女人对这种悲伤已经淡漠了。她的情绪只低落了一会儿，便马上又眉开眼笑了。她大着声音，一边很响地朝地中央吐痰一边和父亲说笑，父亲自然也是一副乐不可支的模样。乡村的感受，女人的做派，又把他带回到遥远的童年。
　　
　　女人自然热情地挽留父亲一起吃了饭再走，父亲感觉已经到家了，他也就不再客气了。吃饭的时候，女人又细心地为父亲烫了一壶当地的老白干。父亲坐在土炕上，喝一口白干酒，吃一口带着泥土芬芳的女人炒出的菜，他心里热了一遍又一遍。那一次，父亲破天荒地喝多了，最后，他脚高脚低地和满面红光的女人挥手道别。直到他坐进轿车里，他才意识到，他需要的是怎样的女人，什么样的家。
　　
　　从那以后，父亲每年要找这种或那样的借口到河北农村走上一趟，坐在女人的土炕上，喝一回儿老白干，他才心满意足。
　　
　　有时，他望着母亲苦闷地想，要是自己的女人是那个河北女人该多好哇。他这么一想，愈发地觉得母亲一身的“毛病”让他无法忍受了。
　　
　　在家里，父亲有时一连十几天也不和母亲说上一句话，他们的确也没有什么可交谈的。有许多次，父亲在梦中又去了河北农村，他在梦里一边喝白干酒，一边和那个满面红光的女人说家常，那是一副多么美妙动人的景象呀。每次，父亲从梦中醒来，他都要失魂落魄好长一段时间。
　　
　　父亲进城后职务造成环境的变化，仍没能改变父亲的心性，他的情结已经深深地植根到了他的生命中。环境无法改变他，他也无法改变现实的环境。于是，父亲只能在矛盾、困惑中痛苦。
　　
　　父亲却异常热爱军人这一职业。他从十几岁就走进了队伍，打打杀杀，拼拼争争。当初，他们打仗的目的是为了过上太平日子，现在终于过上了这种太平日子。然而，父亲又感到莫名的失落，没有战争的日子，对父亲来讲是最痛苦不过的事情。好在那时部队经常备战，用备战的形势来防备“美苏”两霸的侵略。于是，父亲身体里那根战争之弦就那么绷着，他相信用不了多久第三次世界大战就会爆发。父亲对战争这种常备不懈的信念，成为了他生活中的一大支柱。否则，生活中的不幸就会把他压垮。
　　
　　父亲没有等到他所盼望的战争，他却等来了自己的更年期。更年期过早地降临到不幸的父亲身上。那时，父亲刚五十出头，这和他常年得不到舒展的心情有关。在那一段时间里，父亲脾气暴躁，极易激动，也爱发火，哭哭笑笑，喜怒无常。他对自己性情的变化没有足够的心理准备，母亲也没有心理准备。许多年以后，母亲才发现那几年正是父亲的更年期。父亲把自己这一切完全归咎于母亲，那就是他看母亲什么都不顺眼。
　　
　　母亲比父亲小个十来岁，四十多岁的母亲，在情感上得不到慰藉，她已经把大部分精力用在了自己的事业上。那时孩子都大了，一个又一个孩子相继着被父亲送到了部队里锻炼成长，母亲也当上了一家部队医院的院长。父亲的更年期，导致了他和母亲之间的矛盾进一步恶化。
　　
　　更年期导致父亲的喜怒无常。在工作中，任何人也看不出父亲这种变化。父亲虽然是首长，但他却一点也没有首长的架子。他在自己的办公室里或者到部队去检查工作，他很少坐在椅子上发布讲话或听取报告，而是一只脚踩在椅子上，大口地吸烟，大声地吐痰。他讲话时还经常带出一些比较粗俗的字眼，这使得下级军官们都感到父亲这人亲切随和。不论有什么困难他们都愿意找父亲。父亲眼里，只要不是和战争有关系，就是天塌下来对他来说也是小事。因此，父亲对下级军官们来说总是有求必应。因此，父亲在部队下级们的眼中有着极好的声誉。
　　
　　在家里，尤其在母亲面前，他却一点也无法忍受。在更年期到来之际，他一回到家里看什么都不顺眼。为什么不顺眼他自己也说不清。他经常砸锅敲碗地冲母亲叫嚣道：这是他妈啥日子，整天死气沉沉的。又不是死人了。
　　
　　父亲公然地指桑骂槐，母亲当然听出了父亲的弦外之音；母亲觉得忍受父亲这么多年了，她也受够了。父亲不跳将出来，她还能忍一忍。父亲一旦跳将出来，母亲才不吃他那一套。
　　
　　于是，两人就唇枪舌剑你来我往大战起来。两个人一旦撕破脸皮觉得什么都没有什么了。两人穷凶极恶，挖空心思地数落对方的种种不是。他们这种胸襟坦白，都使对方感到吃惊。在这之前，对方都以为自己的形象在对方眼里没有这么糟，在气头上把该说的都说了，他们才都大吃一惊。狂躁的父亲冷静了一些，然后说：都这样了，这日子还过个啥劲。
　　
　　母亲也说：不过就不过，我早就受够了。
　　
　　父亲的眼睛也瞪大了，他吃惊母亲竟说出这样的话来，然后像孩子似的指天发誓道：咱们离婚！谁不离就不是人。
　　
　　母亲气得已经一句囫囵话也说不出来了。
　　
　　第二天一上班，父亲就张张扬扬地打电话。把政治部机关的领导叫到了自己的办公室。气得昏头的父亲此时已经有些公私不分了。以前他有什么事总是把下属单位的领导叫到自己的办公室交代。这次他仍毫不例外地冲政治部领导说：你马上给我开张证明，老子要去法院。
　　
　　政治部领导不明白父亲去法院干什么，便问：首长，去法院干什么？
　　
　　父亲一拍桌子道：老子要离婚！老子受够了，这次非离不可。
　　
　　政治部领导觉得这事闹大了，他做不了主，就把这事汇报给了冯政委。冯政委是父亲的老战友，又是平级；平时有什么事，只有冯政委的话，父亲还能听进一些。
　　
　　冯政委得知父亲要离婚的消息，也觉得事态比较严重，他匆匆忙忙地来到父亲的办公室。
　　
　　父亲的气仍没消，他仍然冲桌子吹胡子瞪眼，他像一头红了眼的公牛，在屋里团团乱转。冯政委一进屋就说：老石，你不是开玩笑吧？父亲就瞪着老冯说：离！这次我老石说啥也得离。冯政委的汗珠子就从头上滚下来了。他觉得事态真是严重了。这是部队的最高首长，五十多岁的人，还离婚？要是真离了，一定是近几年来部队政治工作的头等事故，也就是说他这个分管政治工作的政委是有责任的。别说父亲这样的人物离婚，就是一般干部离婚，不脱层皮也离不成呀。如果原因出在干部身上，轻者降级，重者开除军职。冯政委的第一个念头就是，这婚说啥也不能离，当年他和父亲都是在延安时由领导做主介绍结的婚。现在那位领导仍在北京掌握着部队的大权，这么说离就离了，这不是对领导的否定吗？
　　
　　冯政委做了大半辈子思想工作，头脑敏捷，思路清晰。他先做父亲的思想工作。他从延安讲到现在，又从父亲的婚姻联系到部队的稳定，从政治又讲到感情，等等。冯政委那天围着父亲讲了整整一天。
　　
　　冯政委讲得滔滔不绝时，父亲并不插话，他闭着眼，不知是听还是没听。待冯政委口干舌燥时，父亲睁开眼睛道：冯铁嘴，别人不知道你我还不知道，你能把死人都说活了。但想说服我老石，没门。
　　
　　一句话呛得冯政委顿时没了下文。冯政委了解父亲的脾气，他并不计较父亲的抢白。在和父亲讲大道理时，他已经理清了这件事的主次。他要找到母亲，只要把母亲的思想作通了，就是父亲有天大的本事这婚也离不成。
　　
　　冯政委又马不停蹄地找到了母亲。母亲已经不准备回家了，她在办公室里支起了行军床，她就要在“沙家浜”住下去了。果然，冯政委找到母亲后，军内军外，一通道理讲完后，母亲这才意识到，要想离婚比登天还难。那时的政治气候，还有国际国内的氛围，使母亲清醒了。她知道，除非自己死了，否则休想和父亲脱离关系。
　　
　　父亲却坚定如铁，他一遍又一遍地叫嚣着一定要离婚。那时部队就相传，父亲有了一个相好的。年方二十出头，就在河北某地，长得如花似玉等等。父亲不知道这些传闻，他铁了心要离婚。他曾扬言，即便这个首长他不当了，也要离成这个婚。然后，他叫来秘书。由他自己口述，让秘书记录，他要给上级写一封离婚报告。
　　
　　那份报告是写完了，但被冯政委偷偷地压下了。如果不是发生林彪叛逃事件，父亲肯定不会善罢甘休。结果那事情一发生，上下便开始清查林彪一小撮反革命集团了。父亲才放下了自己离婚的事。
　　
　　父母这次离婚虽然未遂，但给他们的情感蒙上了一层浓重的阴影。
　　
　　母亲后来在冯政委的劝说下，还是从医院的办公室搬回到了家里。但从那时开始，父亲和母亲便正式地分居了。那时孩子们离家都到部队当兵去了，楼上是母亲，楼下是父亲。两个人关系紧张，老死不相往来。从那时起，父母都养成了吃食堂的习惯，家里很少开火，日子倒也相安无事。人们都知道父母的关系，很少有人到家里来。偶有人来，父亲的客人父亲自己招待，母亲的客人母亲自己招待。要是他们共同的熟人，他们也会一起出来陪客人坐一坐。客人一走，他们又变成了陌路人，走回到自己的房间里，把门严严地关上。
　　
　　孩子们有时从部队回家，他们大部分时间和母亲在一起，偶尔也到父亲这里坐一坐，父亲不稀罕他们坐不坐。好在从小就了解父母的关系，眼下父母这个样子，他们已经习惯了。
　　
　　那时，父母做梦都想着离婚，因为婚姻把他们束缚在一起，就像两只被绑在一起的蚂蚱。他们一边难受一边挣扎。其实，他们离婚后如何生活，他们并没有想得很多。只要能离开对方，对他们来说，这就是一种最好的解脱。
　　
　　父母的婚姻名存实亡。母亲住在楼上，父亲住楼下，按理说，他们这种毫不相关的样子，使他们都有了暂时解脱的机会。但他们却一点也没有得到解脱。只要看到对方在眼皮底下的存在，他们就有了莫名其妙的火气和说不清道不明的难受。
　　
　　那时家里有一台黑白电视机，是部队配发给首长的，就放在楼下的客厅里。母亲有时回来得比父亲早，那时电视机还很稀罕，母亲就抽空看几眼电视。只要父亲回来，母亲不管看得多么投入，马上转身上楼，把楼下让给父亲。父亲对母亲这种态度非常恼火，他一边脱去外衣，一边冲母亲上楼的背影道：有啥了不起。
　　
　　母亲听了父亲这种穷凶极恶的话，自然是很生气。这时她不和父亲一般见识，把火气憋在肚子里。这样一来母亲就很难受，在楼上不论干什么事都弄出很大的动静。父亲听到了，心里也很不舒服，他在楼下也要没事找事地弄出很大声响，以示抗议。
　　
　　母亲进进出出的，都要从楼下的客厅里走过，两个便经常在客厅里不期而遇。这时两人谁也不睬谁，但他们又分明看到了对方的存在。母亲经过父亲身旁时总要“哼”一声，父亲自然也要“哼”一声。
　　
　　冯政委自然没有忘记父母关系的这种危机，解决这种危机是他的责任。于是，隔三差五的他就要到父母这里坐一坐。每次，他总要先在楼下的客厅里呆上一些时候。父亲这时是主人，自然是要陪坐的。两人有一搭没一搭地看着眼前的电视，老冯似乎也在有一阵没一阵地说话。他说：老石呀，转眼就几十年过去了，都不容易呀。
　　
　　父亲支吾一声应付着，他知道老冯的葫芦里卖的是什么药。
　　
　　冯政委又说：咱们的头发都花白了。你看看你，再看看我。
　　
　　老冯说完拍一拍自己的头。父亲很少面对镜子，头发花白了多少，他心里真没什么数。但他看到老冯的头上，已经花白了大半。
　　
　　于是老冯又说：老石呀，咱们清白了大半辈子，可不能晚节不保哇。你看现在的日子，是一天比一天好了。
　　
　　父亲仍不说什么，只是哼了一声。老冯在父亲这里寒暄了一会儿，便站起来说：我去看看小杜。
　　
　　说完便上了楼。楼上是母亲，楼上的母亲是主人。母亲在楼上又陪老冯坐了一会儿。在老冯来之前，母亲正在看报纸。
　　
　　老冯就说：小杜哇，最近医院的情况怎么样呀？
　　
　　母亲知道老冯此时关心的不是什么医院，但她还是简单地介绍了一下情况。
　　
　　老冯就笑一笑，然后半开玩笑地说：当年在延安时，你们这批学生还是红小鬼，现在都成红老鬼了。
　　
　　母亲就笑一笑，她又一次感受到了时间的无情。
　　
　　老冯还说：没什么大不了的事，咱们大江大河的都过来了，家庭上的这点小事算不了什么。夫妻嘛，哪有不怄气吵嘴的。前几日小王还和我吵了一架呢，也是要离要散的，过几天这不就好了么？哈哈……
　　
　　老冯的老伴也是在延安时组织介绍的，他说的小王就是延安时的文化教员。
　　
　　老冯楼上楼下一通和稀泥，他觉得和得差不多了，便拍拍屁股走了。
　　
　　老冯走后，楼上楼下仍是一片压抑的气氛。虽然老冯还是老调重弹，没什么新招，但老冯的话还是在父母心里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老冯的一些话，让他们清醒地看到了现实，那就是，他们不可能离婚。楼上楼下住着可以，就是不能离婚，否则对不起部队官兵，对不起眼前的大好形势，对不起战友，对不起老上级。一句话，就是谁也对不起，包括他们自己的晚节。
　　
　　因此，父母没再为离婚的事折腾，他们都尽力地克制着自己。
　　
　　后来，母亲的更年期也如约而至，她的火气也比以前大了许多，每天她都要从医院里拿回许多报纸，然后坐在阳台上高声朗读。母亲说：以华国锋为首的党中央一举粉碎了万恶的“***”……
　　
　　母亲还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隆重地在北京召开。
　　
　　……
　　
　　父亲听着母亲高声朗读，心想，认识几个字有啥了不起，于是他把电视的音量开到了最大。电视里正在转播十一届三中全会的盛况，此时电视机已换成彩色的了。
　　
　　父亲的电视机声音干扰了母亲高声朗读，母亲气愤地站起身，很响地把门关上了。
　　
　　没滋没味的父亲，觉得电视机实在是吵得很。过一会儿，他也把电视关上了。
　　
　　父亲、母亲在这种无声的对抗中，一年一年地过去了。又没多久，父亲离休了。又没多久，母亲也离休了。
　　
　　没几日，父亲母亲离开了部队大院，住进了干休所。干休所也是二层小楼，不是青灰的水泥楼，而是红砖楼。父母居住的格局仍没得到改变，母亲仍住楼上，父亲住在楼下。
　　
　　父亲离休后，头些日子他总是无所事事的样子，背着手叼着烟楼前楼后地转悠。早些进驻干休所的人们，已经形成了他们固定的群落，不是下棋就是打太极拳，要么就是练各种各样的气功。父亲对这一切都不感兴趣，他很快地便有了自己的爱好。
　　
　　他先是在楼前的空地上，翻出了一块地，又让当年牺牲的那位营长的儿子，从老家河北农村带来了茄子辣椒西红柿的种子。昔日战友的儿子，早被父亲安排到了自己的部队里。于是，父亲便在楼前种出了茄子、辣椒、西红柿。没多久，它们便在父亲的侍弄下，茁壮成长了。
　　
　　父亲的大部分时间，都在这片茁壮的菜苗前驻足观望。仿佛是在视察自己的部队，父亲的目光中流露出了满足和陶醉。
　　
　　父亲另一大爱好就是迷恋上了足球，及一切以集体形式比赛的体育节目。父亲最喜欢的还是足球这一形式，他尤其喜欢中国与外国的比赛。父亲坐在电视机前，两眼发亮，精神亢奋，不停地吸烟，喝水。然后不停地跑进卫生间很响地小解。父亲耳朵已经有些背了，他每次看体育比赛时，总是把电视的音量调得很大。背景观众嘈杂的助威声他一定要听到。双方各十一名队员，往返着在球场上奔跑。父亲有时高兴，有时懊恼。他还不停地拍腿，每场球看下来，父亲的大腿，总会红肿一块。
　　
　　如果中国队赢了，他会一连高兴好几天。若是输了，父亲就会很生气。他骂那些队员无能，把中国人的脸都丢尽了。冯政委也离休了，仍经常到父亲这里坐一坐，父亲看球时，他也会乐呵呵地陪父亲看上一会儿。老冯不像父亲，不管中国队是赢是输，他都是那个样子，看到急成那样的父亲就说：友谊第一，比赛第二。父亲就说：狗屁！然后就拉着老冯的胳膊急赤白脸地说：你说咱那时怕过谁，小日本咱们也打过，国民党就不用说了，就是美国大鼻子咱也把他们赶到三八线以南去了。嗯，你说怕过谁？
　　
　　父亲说到这就一脸忧虑地说：这帮年轻人咋就一代不如一代了呢。韩国人算个屁呀，打他们不是小菜一碟，你说说。
　　
　　老冯不说，笑一笑，就走了。留下父亲一个人在那里生闷气。中国足球队很是不让父亲省心，经常弄得父亲很不痛快。父亲不痛快的时候，就走到楼外那片菜地旁，看着那些硕果累累的茄子、辣椒们，父亲的心情渐渐就开朗了。
　　
　　母亲一如既往地不和父亲有什么往来，她仍然不停地读书、看报。母亲离休后，仍作为专家在医院里返聘着，每逢一、三、五上午，母亲仍到医院里去坐诊。因此，母亲很充实。她从来不对父亲那些茄子、辣椒感兴趣。
　　
　　父亲经常要为那些菜施肥。父亲自然不用化肥，父亲在电视里已经知道化肥不是什么好东西，会让人得癌。父亲专门买了两只水桶，隔三差五的就去部队营区的公共厕所里打捞大粪，然后臭烘烘地挑回来。昔日的下级们看到父亲挑大粪，总是于心不忍的样子，要帮父亲挑，父亲坚决地拒绝。父亲把小楼周围环境搞得极其恶劣，母亲在家时总是门窗紧闭，然后在自己的房间里反复地喷洒空气清新剂。
　　
　　母亲经过楼下时，总是用手捂了鼻子，快步走过，然后冷冷地扔下一句：土包子。
　　
　　父亲自然是听到了。他不屑地瞅着母亲的背影说：臭知识分子，有啥呀？一身的毛病。
　　
　　父亲最不能忍受的就是母亲流眼泪。那一阵子，母亲迷恋上了港台剧，故事里面的男欢女爱一波三折、揪着母亲的心。看到动情处，就触景生情，小姑娘似的哭。有几次，父亲在楼下都听到母亲的哭声了，他不知发生了什么，便蹑手蹑脚地上了一次楼。看见母亲正冲着电视在哭泣，父亲明白了，又原路返回。回到楼下，父亲气哼哼地说：神经病。
　　
　　他们年纪大了，都离休了，但他们仍然无法忍受对方的“恶劣”行径，简直就是水火不相容，相互看一眼都觉得闹心。
　　
　　又有一次，母亲经过楼下。她正准备走过去时，父亲说话了。父亲说：哎，我看咱们还是离了吧。离了就一了百了了。
　　
　　母亲站住脚，认真地看了眼父亲，点了点头。
　　
　　那天晚上，父母坐在一起，认真地分析了一下这次离婚的可行性。他们一致觉得，现在时机已经成熟。原因之一就是他们都不在职了，就是离婚也不会有什么不良的影响。其二是，现在离婚的政策放宽了，不用惊动法院，去一趟街道办事处就能把手续办下来。其三是，两人觉得，他们这种名存实亡的婚姻确实也没多大意思。
　　
　　又一个周末，父亲给孩子们都打了电话，说有事找他们商量。于是，三个孩子相继回来了，那时老大权已经早就牺牲在珍宝岛了。这三个孩子也都不年轻了，他们都到了中年。
　　
　　那天父亲就郑重其事地说：我要跟你们的妈离婚。
　　
　　孩子们一点也不感到吃惊，其实现在父母这个样子和离婚也没什么大的区别。
　　
　　父亲见孩子们没什么反应，就又说：这房子是我和你们妈的，离婚后她住她的，我住我的。我们也都这么大岁数人了，离了之后也不会再给你们找后妈后爹了。你们看咋样？
　　
　　孩子们当然没有任何异议，就是给他们找后妈后爹他们也不会有什么意见。几个孩子从小的情感就倾向母亲，觉得他们的母亲是一朵鲜花插在了牛粪上。母亲受了一辈子委屈，母亲早就该解脱了。于是，全家对这一决定一致通过。
　　
　　手续很简单。由干休所分别给父母开具一张证明，择个日子去一趟街道办事处就可以了。他们的离婚理由是：感情不和。
　　
　　老冯还是知道了父母又一次离婚的消息。他又一次找到了父母亲很痛心地冲父母说：你们这样不挺好吗，干吗非得离呢？
　　
　　父母不再和老冯多说什么了，他们一起去了街道办事处。
　　
　　父母离婚的消息还是在干休所引起了一场不大不小的风波。但很快也就过去了。
　　
　　父母离婚之后，他们在外人看来还是老样子，但他们觉得自己却一下子轻松了许多。究竟为什么轻松，他们自己也说不清楚。
　　
　　首先发生变化的是，他们双方相互看着不那么难受了。
　　
　　逢星期一、三、五的早晨，母亲穿戴整齐地去医院上班，父亲在楼下看到了，便和母亲打招呼，去坐诊呢？
　　
　　母亲一边捂鼻子一边点点头。
　　
　　父亲就说：臭着你了，真过意不去。
　　
　　母亲透口气说：没什么，你忙你的。
　　
　　父亲便望着母亲的身影一点点远去。
　　
　　父亲再看球赛时，见母亲坐在阳台上看书的身影，便关小了音量。
　　
　　周末的时候，母亲有时主动走下楼来，不管父亲同意不同意都要把父亲的床单被罩收走，拿到楼上去洗。父亲便不好意思地说：又麻烦你了。
　　
　　母亲不说什么，表情明显地柔和了。
　　
　　在这之前，父亲的被褥总是自己洗，好在他一年也洗不了几次。
　　
　　晚上睡觉前，母亲有时也会从楼上走下来，冲父亲说：晚上就把空调关了吧，别受了凉。
　　
　　父亲有时听母亲劝说，有时不听。但不管怎样，父亲一点也不对母亲的这种劝慰反感了。吃饭的时候，母亲有时会端着一两个炒好的菜送给父亲说：老石，你尝尝我做的菜。
　　
　　父亲也不推拒，他就尝了尝母亲的手艺。他觉得母亲的菜也不那么难吃了。
　　
　　父亲也有礼尚往来的时候。他摘了一些自己种的茄子、辣椒送给母亲说：老杜，你尝尝我种的菜。保证没有化肥。
　　
　　母亲也不推拒父亲的这种礼让，她很愉快地接纳了。
　　
　　周末的时候，有时孩子们到干休所来看望他们，父母在孩子们面前又有说有笑了。
　　
　　其中一个孩子就打趣道：你们还是离婚好。
　　
　　父母听了，两人都怔一怔。
　　
　　有时几周孩子们也没来，一到周末，母亲就走到楼下像自言自语地说：孩子们该来了。
　　
　　父亲也说：就是，他们该来了。
　　
　　然后，两个人齐心协力地向窗外张望。